的意义,就是在于张居正刚才所说编撰《实录》。
而之前几位皇帝,并没有复设起居注官,所以张居正才说修编《实录》,就是以各部章奏汇总编撰,与其说是《实录》,不如说是朝廷章奏汇集。
而所谓皇帝言,也就是皇帝在奏疏上的批红之言,肯定是不合适的。
《起居注》是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,不少人觉得史官会寸步不离皇帝,详细记录其一言一行,特别是后宫私密。
不过在真实历史中,各朝的皇帝们是不可能真的让臣子去写这么八卦劲爆的日记的。
皇帝在后宫的生活,应该不是起居注官记录的,而是太监所记《内起居注》。
所以,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居注,应该有《起居注》和《内起居注》两本书。
现在皇帝年幼,《内起居注》自然是谈不上,要不该张居正管,宫里还有太后在。
过现在张居正重提《起居注》,魏广德和吕调阳都是对视一眼。
明朝皇帝,或者说中国历代大部分皇帝,其实对《起居注》都不怎么上心。
起居注兴起于周,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,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。
两汉时期,开始将相关档案、记录独立成文,即《汉著记》。
到东汉后期,“起居注”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。
《起居注》发展这么缓慢,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,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。
首先,随着“礼崩乐坏”以及“凭拳头讲道理”,礼乐规范对王朝、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。
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,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。
其次,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。
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,营造神秘感,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。
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,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。
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,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。
“流水的皇帝,铁打的门阀”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,也不在神秘。
为了维护皇权,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。
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《起居注》,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。
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,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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