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明知道“长安居大不易”，也要待在那里，流连在朱门外，等着一朝被赏识、被钦点，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有的甚至以退为进，假装逍遥山林，以求“关注”、“点赞”，转而再出山。
就连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、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，也是五次三番，徘徊于仕宦、流连于官场。只是到了末了，靠“隐”曝得大名，个人品牌完美建立之后，有官吏隔三差五送酒送钱，才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。
有人将中国学者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成功上位的御用文人；一类是在野文人。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，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，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。“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‘道德沦丧’、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。”但一转身，他们登上了权力的高台，由“在野”而“御用”，便立刻翻脸。
于是，李方桂三等人才的说法，便成了他超凡脱俗，人品高洁的符号。
一个官本位的社会，一个一人当官，鸡犬升天的社会，一个当官能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的社会，把升官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，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。只是，古代的人们，直言不讳，今天的人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，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。
如果当官只能是做公仆，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。
不过，我们还是回到李方桂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的问题。
其实，李方桂所以当着傅斯年的面，说出这番话，其实是发泄对傅斯年的不满。
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以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为题纪念傅斯年，他写道：“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，是不可讳言的事实。可是其中一部分是由他办事太认真，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。我想以‘纵横天岸马，俊逸人中龙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，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，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。”
有人说，傅斯年性格之中，最张扬的就是“霸”，最受诟病的也是“霸”。他铮铮铁骨，坦荡狷介，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、明哲保身之陈习，因此获得“傅大炮”、“傅老虎”、“曹大丞相”等绰号。爱之欲其永生，恨之欲其速死。
傅斯年之“霸”，正视之是担当、是勇气，显示其领导力、组织力；睥睨之是独断、是自负，难免对人对事有偏见、有误会，固然经常占理，不可能每次都占理。何况咄咄逼人，即使有理，也让人难以接受。傅斯年去世后，蒋梦麟回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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